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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展|1940年日本在“汪”“蒋”间的摇摆政策

时间:2016-08-20 23:2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采集侠点击:

编者按:
  1940年上半年,日本当局一边扶植汪伪政府,一边急切地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交涉;到了下半年,则基本停止了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接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本文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为切入点,探讨1940年日本对华政的决策背景、变化过程。

1 作为对“蒋”“谋略政府”的汪伪政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与中国新政府合作,调整两国邦交。近卫声明的发表,意味着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当局决心否定国民政府,与自己扶植的在华代理人“调整两国邦交”,来确保在华侵略利益。在近卫声明发表前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分别于北平、南京成立。 

但伪政府的实力和影响力相当有限,对沦陷区的统治尚赖日本维持,要“调整两国邦交”实属勉为其难。日本当局认为,有必要统合现有的傀儡政权,扶植一个“实力政府”。1938年7月8日,五相会议通过《中国现中央政府拒绝屈服之际的对策》,要求“在继续强化现有的各亲日政府实力的同时,努力将之统合为一个政府”,使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借此“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   

“新中央政府”的首脑被指定为汪精卫,日本当局希望汪精卫发挥自身在国民党内外的影响力,发起“和平运动”,并统合华北、华中的伪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有实力的“新中央政府”。日本媒体大力宣扬“汪派的和平运动已扩展至中国全境”,“围绕着汪派的和平运动,事变正孕育着划时代的前景”,“事变处理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政府则公开宣称:“帝国以‘全力支持汪精卫,期待成立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


与日本当局的期待相左,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未动摇抗战根基,汪精卫阵营实力毕竟有限,而重庆国民政府也并没有走向崩溃,仍然在坚持抗战。如果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那么对于日本当局而言,扶植汪伪政府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当局对其“正式承认”,那么要绕过汪伪政府,同重庆政府进行中日会谈,就难以自圆其说。

扶植汪伪政府只是日本当局侵华“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并非不可替代。既然汪伪政府难以满足日本当局的预期,那么不可避免地在日本当局内部出现了要求暂缓扶植汪伪政府的声音,如华北方面军、在香港进行“和平工作”的小川平吉分别向东京当局提交的报告就持这种意见。


华北方面军认为,在无法靠实力征服中国的情况下,成立“新中央政府”,来促进重庆国民政府从内部瓦解,这是一种“谋略行动”。若不能达成此目的,过早成立“新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意义,还必将导致“新中央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并立对峙,不利于收拾局面。小川平吉也认为,日本期待“通过汪扩大在中国的统治”,“促使蒋政府崩溃”,这是不切实际的,蒋介石政府仍有相当军政实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崩溃,汪精卫成立的“政府”则“恐怕影响力很难及于占领地之外”。   


虽然反对意见并不一定会直接影响日本的中央决策,但在汪精卫等积极筹备伪政府的同时,日本当局的对华战略,仍在“汪工作”与“重庆工作”之间摇摆不定。《事变解决秘策》提出,如果汪伪诸人反对日本的“重庆工作”,日本可以“弃汪求蒋”:“若汪方阻碍日本与重庆之谈判,可据情况将其排除,虽形式上仍然与新中央政府交涉停战,然汪蒋合并工作以重庆方面为主体,事若至此,需引导国内舆论之转移。”     


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摇摆,招致汪伪方面和日方从事“汪工作”人员的不满,认为日本当局没能充分认识到汪伪政府的意义,双方缺乏互信。主导“汪工作”的影佐祯昭不禁感叹:“日本政府与军部的事务当局中,也有对于成立汪政府的意义缺乏认识,不热心于支援和平运动者”,“汪政府要人之中,有不少人对我哀叹说日本不相信友人”。


汪伪方面对此也有相似意见。日本当局在没有知会汪伪方面的情况下,进行联络重庆国民政府的“桐工作”,周佛海得知后颇感失望:“今井、臼井赴港,犬养等在沪从未提及,令人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


既然日本当局认为“应使汪方认识到”,“重庆工作必然存在”,周佛海也明确表示,不会反对“重庆工作”。在接待来访的日本众议员神尾正雄时,周佛海声言:“余告之以中央政府即使组织,绝不至阻碍全面和平。”但如果日本当局进行的“重庆工作”影响了汪伪政府的成立,汪伪方面则难以接受。周佛海得知日本当局可能不会立即承认汪伪政府后,向犬养健表示:“余谓余辈绝不反对与重庆谈判,但新中央如日本不承认,则宁可不组织。”    

【责任编辑:河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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